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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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MEMORI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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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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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

目录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二、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不同主张
二、一九八一年进一步调整经济
三、开始对外开放
四、探索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五、我同耀邦在经济上的不同意见
六、计划与市场
七、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八、经济过热、软着陆和治理整顿
九、扬长避短发展外贸
十、农村包产到户
十一、探索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十二、关于沿海发展战略的几种不同意见
十三、探索反腐败的道路

第四部分 从反自由化到十三大
一、胡耀邦被迫辞职
二、防止反自由化扩大化
三、说说胡乔木和邓力群
四、筹备党的十三大

 

第五部分 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和政治
一、十三大后出现的好形势
二、市场抢购和银行挤兑的出现
三、治理整顿的负作用
四、闯物价改革关
五、改革开放遭受很大挫折
六、来自中央高层不和谐的声音
七、「倒赵风」的由来

第六部分 政治体制改革
一、邓小平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阻力重重
三、胡耀邦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
四、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序:历史是人民写的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 杜导正


1989
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随后赵紫阳为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支持动乱分裂党

1989
517日,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我的缓和事态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形势会很严峻。如果矛盾激化,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我既然 在这个位子上,就不能同意这样做。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的老伴梁伯琪及孩子们没有丝毫犹豫,一 致表示支持赵紫阳在这生死荣辱关键时刻的历史性决定。

六四后,中共中央几次派人找赵紫阳谈话。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时,北京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我和赵紫阳的联系断了两年多。1992年我们恢复了来往。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作为六四当事的一方,写出事件的全过程,前 因后果,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赵紫阳表示不想写。我把话说得更重,我说:紫阳同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责任写。你处在这个位置上,对六四及其前 因后果,治党治国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是你应尽的历史责任。当时萧洪达也在场,我们一起劝他写。赵紫阳同意了,让我们拉个 提纲,我们问,他来答。

赵紫阳有非凡的记忆力,但他还是怕记忆不够准确,曾经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一些公开发表过的有关资料,中办不给。他很受伤,说那就翻报纸吧;另外他说近来也草拟过一个提纲。口述就这样开始了。

始,除了赵紫阳之外,参加这个工作的有四个人:前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萧洪达、前《光明日报》总编姚锡华、前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再加上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 长杜导正,也就是我。我们都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开始时想搞笔录。我相对年轻些,身体好些,又是老记者,有笔录的习惯,就准备让我负责笔录。后来我去广州, 把这件事告诉了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林若很支持这件事,说他有最好的录音机,连同磁带一起给了我。我们就采用了口述录音再整理的方法。

口述完成后,我和萧洪达在盛夏季节关了门窗,躲在屋子里一盘一盘地。共同的感觉是:口述很有条理,逻辑严密,语言准确,只要变成文字的东西就可以直接成书了。

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在这本书里,赵紫阳详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经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又是被彻底封杀的被告。他的叙述,对于全面客观地把握事件真相,纠正种种误传、偏颇和歪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更进一步,赵紫阳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看法。

再深一层,他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党治国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的成就和错误,邓小平的成就和错误。

最后,他还努力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和衰落。

紫阳是个求实胆大的实干家。他是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到副总理,再到总理和总书记,一路干上来的。六四以后,有时闲了,他开始结合自 己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反复思考各种大问题,海阔天空地放胆自由思考。我也是从他软禁中几十次谈话,以后多次温习他的谈话中,渐渐地感到这位被人尊敬的 老人晚年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人们汲取研究的像火花一样的闪亮观念。我甚至以为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因此,在我印象中,他不只是在大是大非 关键时刻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位伟人,而且他的见解,他的思想,具有大思想家��至少是思想大家--的深度和水平。

赵紫阳的整个谈话,显示出根本主张上的许多重大变化。他曾经几次恳切地对我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现在,翻开这本书,从始至终,我耳边一再回荡着这八个字:痛定思痛,改弦更张。

中外古今从无一个完人。赵紫阳绝不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想法见解不一定都对,有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每一观点都赞成。但他的想法见解背后都有血泪经验的支撑,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本书只是原汁原味地和盘托出。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是历史的事。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就在赵紫阳的领导下工作。当时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第二书记,陶铸是第一书记。我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赵紫阳说他过去很左,确实。 在反右派、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教等等极左性质的运动中,他并不消极。1959年反右倾,错误地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没有能公 正地站出来讲一句保护我的话。

是,比较而言,那时赵紫阳的独立思考比陶铸更多。在处理逃港问题上,陶铸主张压制,赵紫阳则要求疏导。不少问题处理上,他比陶铸求实而温和。文革十年,他的人品觉悟有了大的升华。1966年末,广州越秀山十万人批斗赵紫阳大会。我老伴坐在现场前排。造反派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赵紫阳的口号, 他拒绝喊。造反派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资派赵紫阳,他仍拒绝喊,最后他只喊一句打倒赵紫阳。就是说我赵紫阳作为个人,可以打倒。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 三反分子走资派文革中被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二十七、八个,像赵紫阳这样连个走资派罪名也不承认的,恐绝无仅有,只此一例。一时传为 国内佳话。

为一个地方领导人,赵紫阳是优秀的,但我以为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与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对中国划时代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 越贡献,更在于他在六四前后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在六四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赵紫阳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完全不顾个人生死荣 辱,站在真理一边,站在人民一边,绝不妥协,绝不屈膝,绝不退让。他传承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为了人民,为了一个字,可以赴汤蹈火的高尚精神。他是 人们的榜样。因此,人们才可这么深深地怀念他,对他这辈子的某些失误也全都谅解了。我们愿意向他学习,做他那样的人。

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我们的改革一直在跛足前行。我们要学习赵紫阳和胡耀邦,继承他们的遗志,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2005
年赵紫阳去世时,中共中央以新华社公报形式对他作过几句评价,说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犯有严重错误,不再提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话了。这个提法 的变化,从中共中央来说,是一种退让。从中国当代史说,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但与事实相比,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评价、结论是不行的。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 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实际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 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

2009322

 

 

 



导言:赵紫阳录音回忆的历史背景

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 鲍彤


赵紫阳留下了一套录音带。这是他的遗言。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张,事情由我主持,我对此负政治上的责任。

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价值,供世人公论。它的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谈谈这一段历史的背景,也许对年轻的读者了解本书会有点用处。


中国为什么非改革不可

辛亥革命以降,近百年来,尽管步履艰难,中国毕竟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缓慢地演变着,发展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它的进程,却无法逆转它的方向。

1949
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9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耕者有其田,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都不难 解决。

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1953-1958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1957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 仿《联共党史》第11章和第12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 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道而 驰之路。

上了这条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路,就消灭了市场,消灭了耕者有其田,也消灭了自由,同时也断送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许多好的传统。面对建设,这种 会主义乏善可陈,只能把老百姓维持在少数人饿死,多数人饿而不死的水平上。在毛泽东时代,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拥有凭证消费的保障,比如上海和北京的 居民,凭证消费的限额大约是每天将近一斤粮,三天大约能吃一两肉,每年大约能买做一套衣服的布;对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居民,包括被迫自愿上山下 乡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爱莫能助,大家只能自力更生,自生自灭。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不仅人人贫困,而且同一百多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背道而驰,越离越远。

毛泽东身后,他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党的主席华国锋不得不如实宣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这就是中国非改革不可的背景。


党国领导当时开的药方里没有改革

出路何在?毛的前贴身警卫,党的副主席的汪东兴说,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永远执行,始终不渝。党主席华国锋也跟着他如是说。

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陈是第一 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 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不反对 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 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个年 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 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这些,赵紫阳在回忆中都有记载,还历史以公道。

一位威望极高的元老,是邓小平。邓是毛的亲信。因为毛指定刘少奇为唯一接班人,邓在文革前才当了刘的助手。文革初,不了解底细的群众把邓和刘误为一谈,但 毛心里明白,没有拿邓跟刘一祥,往死里打。毛晚年企图整肃周恩来,邓却和周走到一起,这下子才失掉了毛的宠信。文革中邓一再被贬黜,越批越香,这不是 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也许,邓小平能够成为改革毛泽东体制的领导人?

邓小平当时开出来的药方,也不是改革,而是整顿。整顿,就是整顿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撤换不服从领导的干部,以铁腕落实既定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以 铁腕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简言之,不是改掉而是强化毛的体制。整顿是邓小平的强项。文革后期,毛主席叫四人帮抓革命,叫邓小平抓生产,邓虽然不懂 经济,但用了整顿的手段,硬是把生产搞上去了。

小平的特长是精明。他不糊涂,不迂阔。他心里早就明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一套也许无法挽救经济的崩溃,也许必须转而向市场经济求救。但他自己不能冒 乱经济的风险,更不能冒反社会主义的风险。毕竟,经济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搞政治的,必须在政治上站稳脚跟。19793月,他发表了被载入史册的讲 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的思想。这就是他的政治路线。一年后,他以全党领袖的气魄,发表了进一步 笼罩八十年代的纲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指点江山,讲国际,讲台湾,重点是讲现代化建设。怎么现代化呢?读一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那篇洋洋三十四 页的大文章就清楚了。邓小平开的是四味药:一、多快好省;二、安定团结;三、艰苦奋斗;四、又红又专。面对毛泽东死后扔下的烂摊子,邓小平尽了一个政工人 员的努力,他在加强领导,他在鼓舞士气,但是直到19801月,他的八十年代的纲领里没有体制改革。

后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体制。不改革就只能在毛的体制里翻跟斗,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但当时的党国领导人,从华国锋、汪东兴到陈云、邓小平,在他们当时开出来的药方里,都没有改革。


四川在探寻改革之路

探寻体制改革之路,怎么改,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到底改什么。

包括邓小平和陈云在内,当时谁都说不清楚什么叫做体制改革。在四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前,中央领导人中没有人说得清楚(或者不愿意说清楚)体制改革应该改掉什么,说来说去,无非集中还是分散�,�分散还是集中。这里有个风险的问题。

是,四川想清楚了。不仅说了,而且动手了,稳稳当当开始做起来了。1976年,四川开始放宽政策。1978年起,由政策领域扩展到体制领域,进行了城乡经 济体制改革试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农民自主权;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自主权,不像领导权所有权 划权那样耀眼刺耳,但也不像积极性那样软不足道。你要积极性�,给你几块钱奖金,就足以把你打发掉了。你说所有权计划权,自居正统的人 非告你离经叛道不可。难道你不懂得所有权只姓�,�计划权只姓�,�领导权只姓吗?但自主权不硬不软,明确,稳当,从这里入 手,可以解剖得很深入,也能够把阵地守得很稳当。提出农民自主权企业自主权�,有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农民企业(而不再是国家)定位为城乡经济的主体。这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扩大农民企业的自主权,和缩小政府的干预权,是百分之百的同义语。

1978
年,四川省委在第一书记赵紫阳主持下,作出了以扩大自主权为内容进行改革试点的决策。这是使改革进入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的一步,也是赵紫阳走上改革之路的起 点。作为改革家,他的使命就是推动党和国家向农民和企业让步,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推动经济外的行政强制因素经济的主体让步。当时胡耀邦在平反的 实践中创造了冤假错案等一组词汇,赵紫阳也在让步的实践中创造了松绑、放权、让利、搞活等一组词汇,这些都是不见经传但不胫而走的历史性概念,令 人沉思,令人回味。

川人口全国第一,川北、川南、川西、川东,包括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包括民国时代的西康全省,都在其内,当时全国十亿人,四川占了一亿。两千年自流灌溉的历 史,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六十年代毛泽东把这里确定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使它成为高精尖军事工业的大基地。大跃进时期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个看毛眼 色行事,不顾百姓死活的人。1959-1961年全国饿死三千万到四千万人,其中四川就死掉一千万!毛的体制把四川整苦了,扩大农民和企业自主权使四川获 得新生。这当然不是领导者个人有回天之力,但无疑凝结着领导者的心血。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越出省界,传到北京。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稳稳当当搞经济改革,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成为当时街谈巷议中的两个亮点。


进入了改革年代

1978
年和1979年,胡耀邦、赵紫阳相继进入政治局。19802月,二人同时进入常委,胡任总书记,赵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副总理(代总理),总理。

这就进入了赵紫阳回忆中的改革年代。同赵后来主持的全国规模的经济改革相比,他此前主持的四川改革只是小试牛刀而已。

体制改革,怎么改,谁说得清楚?说得清楚的人,五十年代以来,早就被斗光了。因为毛泽东已经用了几十年时间,致力于一场接一场的以摧毁市场经济为目标的阶级斗争,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以讨伐市场为能事的干部和学者,在全民中散布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和仇恨。

在又过了三十多年,终于人人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原来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但在大陆,却有点怪,只许说改革,不许说非毛化。改革必须歌颂,非毛化必须 声讨。三十年后的今天尚且如此,三十年前如果有人提议要改掉毛的体制,无疑会遭到女教师张志新和女字生林昭同祥的命运,改革则将命中注定要被彻底扼杀在萌 发之前。

毛泽东经济体制的否定之路,也就是说,经济上的非毛化之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1978年是自主权。三年后,198111月,赵紫阳提出了一个新 的视角:经济效益。他列举19521980二十八年经济增长的成绩:工农业总产值8.1倍,国民收入4.2倍,工业固定资产26倍。那么,全国人民 的平均消费水平呢?一倍!走了二十八年的老路子,经济效益如此如此,今后不走新路子行吗!又过了三年,1984年,商品经济的概念,在赵紫阳等人苦心 推动下,终于在中国站住了,终于合法了!商品经济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允许合法使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这就关系到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的甘苦与探索,合作与分歧,在本书中都有论述,这是我看到过的迄今最深入和最可靠的史料。


赵与邓的分歧在于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

1989
年,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发生生正面冲突。

胡耀邦之死触发了学潮。邓主张调集国防军镇压;赵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和民主问题,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全社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上来。

结局是大家所已经看到了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判决总书记赵紫阳犯了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行;元老们决定由江泽民取代赵。江上台后,把赵作为国家公敌软禁终身,并且从国内的书报、新闻乃至历史中刮掉了赵紫阳的名字。

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19804月赵到北京工作,直到19894月学潮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是满意的,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很满意。

小平最初对经济改革没有表态,那是因为没有把握,怕出了乱子,收拾不了局面。作为政治家,这很正常。看到四川的实绩以后,邓小平开始放心。看到赵到中央后 继续稳稳当当,用稳健的改革,来推动计划内和计划外各种经济成分同时稳定增长,邓更加放心了。可以说,对赵紫阳部署的经济改革,邓是言听计从的支持者,没 有保留的支持者,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对邓的支持,赵也由衷感到高兴。两个人合作得很好。

题完全出在对1989年学潮的性质的判断上和决策的分歧上,深层的分歧发生在对党和人民关系的定位上。赵认为,学生悼念胡耀邦,是合法的,正常的。邓说, 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说,学生提出的要求,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找出解决的方案,进一步推进改 革。邓说,不能向学生让步,应该调集军队,首都必须戒严。这是517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的争论。常委会五个人。赵紫阳和胡启立是一种意 见;李鹏和姚依林是另一种意见;乔石中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居然说,他同意常委多数的决定��就这样,邓小平拍板了。

三届政治局通过的《常委议事规则》规定,遇到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常委应该向政治局报告,提请政治局或中央全会作决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十七人,十四 人在北京,虽有三人在外地,半天也能到齐。)邓小平也许认为,他不是常委委员,不必遵守常委的规则;也许,他认为,这个问题不够重大,他有权拍板,事后通 知政治局追认一下,就行了;也许,在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规则的观念。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也许认为,没有必要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表决,这种程序太麻烦,扯皮,效率低,办不成事。也许,他压根儿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而设的。

《宪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戒严,但从517日常委决定戒严到519日实施戒严,这三天内,国务院到底有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一查就清楚了。我查过了,没有。

这样,发生了几十万国防军进入首都,用坦克和冲锋枪对付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城。国防军被用来对付向党和政府和平请愿的老百姓。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发生 了,接着又是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大迫害。稳定压倒一切,它压倒了改革,压倒了法律,压倒了良心,压倒了国家的主人,压得多少公民家破人亡!

作为公民,赵紫阳也被中共中央非法软禁。整整十五年,直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位大改革家才摆脱了软禁,自由了。

人说,总书记要分裂党,而军委主席要挽救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二位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党连在一起,都想把这个党搞好。分歧在于, 总书记认为,党应该顺应民意,应该服从民意;军委主席认为,党不可以向老百姓示弱,民意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出现不同的意见,对其他党来说是正常的,但共产 党是靠枪杆子崛起的党,一贯靠总指挥的命令来排除不同意见。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人民,对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家常便饭。


六四开创了全民噤声的新局面

我不知道在坦克和冲锋枪下伤亡同胞的数目。我国年年组织讨论日本侵略者杀死中国人的数目,从来没有谈论过中国人民 解放军杀死本国人民的数目。当局在国外公布过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的新闻,这很机智,但不诚实。我家当时所住的部长楼内,就有人被窗外飞入的流 弹打死。听说全球都看到了北京屠城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已在狱中,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些活镜头,是邓小平自己的作品,不是外国人在妖魔化中国

案之后发动了全党全军全民大清查,我不知道清查的后果。由于同情学潮,由于反对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而受到惩罚的人数,根据经验,想必大大高于直接伤亡的人 数。但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这是党国机密,不准打听,不准扩散。多少人无家可归,或者妻离子散?多少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录用,生活无着?多少人消失了, 被劳教了,被判刑了��谁知道?

中央开了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 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也许吧。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这又是国家机密,当局不告诉,也不准国内 媒体告诉中国老百姓。

有人说,镇压压出了繁荣。我只知道,是经济改革改出了繁荣。是人民,用市场经济打破了毛泽东的枷锁,才创造了繁荣。现在有人总结说,繁荣是镇压的产物。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正在准备介绍镇压的经验,来拯救世界经济。

人欢呼中国在鸦雀无声中使自己跃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在忽必烈的铁蹄下,中国早已是马可波罗亲眼看到的繁华的天堂。二 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根据名记者邹韬奋先生提供的资料,中国原本就是第三个大经济体,一贯高于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和英国。鉴于当时的英 国有许多殖民地,如果按照现在的疆域计算,很可能,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全球排名中早就不亚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早已荣居世界第二了,至少那时的中 国还没有遭受到一元化的洗劫。

六四开创了全民鸦雀无声的新局面。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在鸦雀无声中重提经济改革,重新分配财富。谁是鸦雀无声下再分配的受益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全 体被迫鸦雀无声的人,统统都是六四屠城的受害者。即使当时尚未出生的人,既然出生之后必须鸦雀无声,并且必须在不知不觉之中,毕恭毕敬,礼拜权力,聆 听谎言,当然更是无辜的受害者。


赵紫阳的最后遗言

1989 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认为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 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比西方议会制更高级的、更能体现民主的形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

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德、意的法西斯独裁,都已被历史淘汰;还有一些军人独裁政权,也是昙花一现,或日益失去了 市场。虽然现在很落后的国家还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如南美国家也常常发生军人政变,但它也慢慢变为这些国家逐步走向议会政治的短暂的插曲。二十世纪出现 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 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比较来讲,只有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现代文明,比较符合民意,有利于体现民主,并且是比较稳定的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这样一种议会民主制。几十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新兴国家,逐步地转向议会民主制的趋向也越来越鲜 明。我想这决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 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这是赵紫阳的话。理性,务实,明快,恳切,发自肺腑,是赵紫阳留给同胞们最重要的话。

 

 

 

 

 

 

 

第一部分
1989
六四事件


一、八九学潮初起

七年【1】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2】的发言【3】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说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4】开始的。耀邦19894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 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1819日晚,有数百人 涌到新华门【5】。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 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
22日开追悼会【6】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7】。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 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 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8】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 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 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

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

(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分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的这些意见李鹏【9】和各位常委【10】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 鲜【11】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 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12】,邓也同意。

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 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13】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 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二、4�26社论14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
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 铭【15】、陈希同【16】就找万里【17】,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 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 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 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 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 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 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18】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 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 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19】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 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
25日李鹏、杨尚昆【20】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 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 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 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21】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22】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23】鲍彤 24】,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 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 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25】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在朝鲜时,4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 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 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 期反自由化不力。

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 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 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 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 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26 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 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 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 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27】直接给中央办公 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28】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 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 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 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 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
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 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 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 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 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 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 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 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三、两种处理学潮方针尖锐对立

上一次谈到了我去朝鲜以后,处理学潮的方针被李鹏他们在家里改变了。下面着重讲我从朝鲜回来后,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两种不同方针的斗争。

4�26
社论的发表,造成了学生大游行,机关、团体、学校、民主党派对李鹏及北京市的领导人一片埋怨和责怪之声。而李鹏决定42526日在北京及各地大范围地 传达邓425日讲话,也引起了对邓的不少议论和批评。邓和他的家人对这件事很有意见。邓家人说,李鹏等人一下子把邓抛到了第一线,自己去做好人。前面我 也说过,一直到5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对学潮处理、最后决定实行戒严的那次会议,邓当面就这件事批评了李鹏。

这种情况下,因4�26社论造成了4�27大游行,造成了整个社会上各方面对4�26社论的不满意。李鹏不得不让鲍彤又写了4�29社论,并要袁木 30】、何东昌【31】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肯定了学生提出的许多要求,说学生的许多要求同党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论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甚至说学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的只是极少数人,这样来缓和学生的情绪。同时他们又十分害怕4�26社论被否定,特别是怕我回国后不支持他 们这种做法。李鹏会向阎明复【32】说过(阎明复在我从朝鲜回来后告诉我),如果赵回来不支持4�26社论,他只有下台。李鹏和姚依林【33】商定一定要 我回国后表态支持。所以后来他们一再要我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加上明确反对动乱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词句,在把纪念五四讲话稿送给他们看的时候, 李鹏、姚依林统统要求加上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当时因为广泛传达了邓的讲话,邓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伤害,邓榕通过鲍彤转告我,在五四讲话中一定要 加上邓历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的内容。我在五四讲话中加的这一段话,专门讲了邓如何爱护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的。

430日上午从朝鲜回来,李鹏迫不及待地当天就找我,要我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目的是逼我对他们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在51日的常委碰头会 上,虽然我一回国就听到各方面对4�26社论的强烈反映,但因刚刚回国,毕竟情况了解不多,同时也避免弯子转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对我出国期间李鹏 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着重指出,关键是争取大多数,一定要把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区分开,不要把大多数人放到对立面,不要使大多数人感到受压抑。 不管原因何在,必须冷静地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同我们的认识即4�26社论的调子,有很远的距离。所以我 指出要广泛对话,既对学生,也对老师、工人听取意见。对学生关心的定性问题,我当时强调要按照4�29社论的口径作新的解释。反党反社会主义搞动乱的 只是极少数人,我希望这样实际上就把4�26社论的调子降下来。另外我还指出,要抓复课这个旗帜,因为这也是家长、教师、社会上多数人的要求。同时,只要 复课了,情绪就冷静了,局势就稳定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从朝鲜回来后,首先从各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先调看了4.27游行的实况录像。52日我应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34】、孙起孟【35】、雷洁琼 36】的要求,与他们座谈学潮问题。55日上午约北大校长丁石孙【37】、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38】谈话,请他们介绍两校学潮的情况及他们的看法。 当天下午,我又自行决定参加了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地区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学潮的意见。通过了解情况,我更加感到这次学潮是得到社会 各方面的广泛同情的,4�26社论以及前一段中央对付学潮的方针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适当方式对4�26社论松一下口,学生对定性心有余悸,怕秋后算 账,矛盾是缓和不下来的。我还感到,如果这次学潮以对话、疏导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平息,可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事业,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反之, 如果以暴力镇压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保守势力将乘机抬头,改革事业将停止、倒退,中国历史很可能出现一个时期的曲折。所以这两种方针将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是,问题的关键在邓身上。当时我想,只要他能够稍微松一下口,譬如说这么一句话,�425日听李鹏汇报,看来当时把情况看得重了一些,游行也没有出什么 了不起的问题嘛!他能有这么一句话,我就可以把局势转变过来,也不会把责任搞到邓的头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责任担起来。如果邓一点不改口,那我也就 没办法让李鹏、姚依林这两个死硬派分子改变态度。而他们不改变态度,常委就难以贯彻疏导、对话的方针。我也深深知道,邓历来在这样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 加上听了李鹏先入为主的汇报,要他改变是很难很难的。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39】约邓谈话,王说邓最 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40】,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 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5
2日,我曾将我的这些想法告诉了阎明复,请他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我的想法转告邓。

5
3日,我到了杨尚昆家里。杨告诉我,他已向王瑞林及邓的子女谈过,他们认为现在修改4�26社论有困难,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这个弯子。他们还 说,如果现在找邓谈,邓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难了。你们在前线,慢慢去转这个弯子。尚昆当时还表示,他可以分头做其他几位常委的工作。就在这一天,阎明复到 我家告诉我说:王瑞林和邓的子女都表示,对学潮问题,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如果现在找邓,万一邓不同意,反而更难办。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也就 是按照这个淡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行事。

54日在亚行的讲话【41】,也是这个调子,既与4�26社论调子不同,也没有直接违背的词句。54日亚行讲话以后,杨尚昆又告诉我他同各常委谈话的 结果。胡启立【42】、乔石赞成新的方针,李鹏、姚依林反对。万里我直接找他谈过,他完全同意新的方针。这样,常委和列席常委的同志,赞成我意见的占了多 数。杨还告诉我,他同彭真谈过,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彭还对杨说,如果将来邓怪罪下来,不能怪紫阳一个人,还有你我,你算一个,我也算一个。意思是表 示和我站在一起。

在我回国前,北京曾在常委碰头会上提出过实行戒严的问题,当时受到杨尚昆的严厉批评,说首都戒严,如何向全世界交代?我感觉到在邓决定实行戒严以前,杨对学潮的态度是比较温和的。

5
4日我接见亚行代表时就学潮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这篇讲话稿是根据我的意思,由鲍彤起草的。我在这篇讲话中指出,学潮问题要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 气氛中,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指出这次学生对党和政府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我还说,这么大的学潮,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篇讲话发表后,得到国内外广泛的赞扬。55日以后的几天内,北京各大学陆续复了课。当时在北京的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43】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5 4日见到了杨尚昆,杨对我的讲话极为赞同。当时在广泛的赞扬下,李鹏4日晚来我家,也不得不说我的讲话很好,他随后会见亚行会议代表讲话时,也要呼应一 下。但后来当我说到4�26社论有问题时,他表示反对。

这就是我从朝鲜回来到5月初这一段,我经过了解情况,感到4�26社论不得人心,不适当改变一下,学潮很难缓和下去,同时在没法见邓的情况下,我和以上同志共同商量采取慢慢转弯子的办法,实际上在慢慢改变。

当时这样一个方针,这种做法虽然各方面情况在缓和,大部分学生复了课,但是他们要看下文,《五四讲话》如何兑现。当时我想乘缓和时积极采取对话,各方面对话,对学生关心的问题作些解释,把学生中合理的意见吸收过来,对话、疏导、采取具体的行动。

但是,一方面是我和常委几个人和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44,采取这一方针积极转弯子,而李鹏等人却极力阻挠、拖延,甚至破坏。所以《五四讲话》中对话、疏导的方针都无法贯彻。学生当时虽然复课,但对《五四讲话》的方针半信半疑,要看我们的行动。

当时一方面主张广泛对话,一方面对学生提出的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以及舆论监督等等,要积极采取措施。建议人大 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独立接受对高干子女违法行为的举报及调查,加强舆论监督,加强透明度,加快新闻法、游行法的制定。采用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做 法,通过具体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我还提出,专门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听取对几大公司以及社会认为官倒严重的几个大公司的审计情况,由人大进一步 审查,或由人大直接组织审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党和政府还是要大一些。我当时总的想法,就是通过对一些社会上关心的热点问题的改革,一方 面来缓解社会上和学生中间的一些不满,把学潮缓和下来,平息下去。并以此为契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问题使人大真正能发挥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引导 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来。

5
13日,我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家里谈有关戈尔巴乔夫来访问题,也向他谈了学潮的近况,并谈了我的主张。主张对话、 抓廉政、抓透明度。他当时原则上表示赞成我的想法,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增加透明度他也讲了。当时社会上有很多高干子女搞官倒的流 言,对我的孩子的流言也很多。所以51日下午我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来,请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专门对我的孩子进行调查,后来我又正式给政治局写了 一封信,请求政治局支持我的这个要求。当时学生要求解决另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新闻自由问题,我在56日找胡启立、芮杏文【45】专门讨论了新闻改 革的问题,提出制订新的新闻法着眼点应当是适当放宽新闻报道和言论的尺度。

5
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 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 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 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 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 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 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

鹏、姚依林和北京市的李锡铭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上述主张极力加以阻挠、抵制和拖延。他们对我五四亚行讲话,开始几天不公开反对,甚至还赞扬几句,但实 际上是极力加以曲解、歪曲,说我的讲话同4�26社论是一致的,是不同的侧面。接着让何东昌在国务院召开的几个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散布说,赵的讲话只代表 个人意见,不能代表中央。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学生中。对于和学生对话,他们更是多方抵制和拖延。本来对话就是要同示威游行的学生对话,但是他们不仅不让学生 在学潮中建立的组织选派代表,也不允许由学生自己选派代表,一定要由学生会作为代表来对话,根本不能代表游行示威的学生。这样的对话不是等于完全拒绝对话 吗?而且他们在对话时不是以诚恳的态度听取意见,讨论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应付学生,像记者招待会上对付外国记者那样,争取在镜头上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形象, 捞取资本,这使学生感到政府说要同他们对话,完全没有诚意。我对这些一再批评,但他们一直置之不理。至于对廉政问题,透明度问题,他们的态度更是消极,连 召开人大常委会把这些问题列入议程也遭到李鹏的反对,他为此专门给我打电话,不同意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议程。

因为这样,学生复课后,过了好多天,根本看不到政府有什么行动,对话是应付他们,更没有什么要改革的实际行动,所以他们对我的《五四讲话》根本上发生 了怀疑。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现在要回答一个问题:学潮长期不能平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讲是《五四讲话》暴露了中央的分歧, 所谓两种声音。不对!根本原因是我从朝鲜回国后确定的方针(疏导、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从热点问题做起搞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李鹏等人阻 挠、抵制、破坏造成的。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前,李鹏有一天对我说:你不是主张用软的办法平息学潮吗?已经这么多天了,没有什么作用吧!他的这句话,完全暴 露了他包藏的祸心。他之所以抵制、破坏,使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遭到失效,其目的是为以暴力镇压学潮寻找借口。

我访问朝鲜期间,还发生了一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46】事件。起因是导报登了一篇悼念耀邦活动的报导,上海市委认为内容不妥,责令导报撤掉这篇报道, 导报没有执行,上海市委便决定导报停刊整顿,并停了总编辑钦本立【47】的职,据说江泽民【48】曾打电话请示过邓的办公室。当时正处在学潮闹得热闹的时 候,他们这样做,不仅导报工作人员不服,而且遭到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遍反对,纷纷上街声援导报,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对导报的决定。他 们的行动与当时的学潮相互配合,起了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回国后感到上海市委对此事处理生硬简单,而且时机不当。但事情已经发生也不再说什么了,既 不好批评指责上海市委,也不好支持新闻媒体,只好采取中央不介入,由上海自己解决的态度。52日,我与民主党派座谈,阎明复告诉我,上海市委统战部来人 告诉他,上海市有意下台阶,希望中央统战部帮助做些工作。我说,上海市委既然有此要求,你可以帮助想想办法。510日,江泽民来京向我谈了他们缓解矛盾 的想法,我表示由上海自己解决,中央不干预,以免外界猜测说上海是在中央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江泽民对此不满意,六四后,江把这件事作为我支持学潮的 一个罪状。

这些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了解到4�26社论引起学潮升级,各界上街游行;我为了平息学潮采取了上述方针。而由于李鹏等人怕因此否定了4�26社论,甚至怕因此追究他们的责任,因此拼命予以阻挠、破坏,以致学潮拖延下来。这就是学潮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情况。


四、决定戒严和武力镇压

着我谈一下关于戒严和六四镇压的问题。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以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49】,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 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513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什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做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的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513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 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护卫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到64日流血事件发生。

生的绝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支持,机关、团体、市民都卷入了支持的行列,成千上万,一天比一天多,参加绝食的人也不断增加,最多时有两、三千人。学生 们为这种情景陶醉,更加不肯彻离。当时学生带有很大自发性。虽然现场成立了指挥部,但没有哪一个头头能做出冷静的决定,即使做了也不具有什么权威性。现场 指挥部频频更换领导人,谁的声音大、鼓动性强,就按谁的办。我们曾向学生领袖做工作,发动校领导、老教授去做工作,都没有什么作用。

由于李鹏等人的阻挠,疏导、对话、转弯子的方针没有贯彻。学生绝食进入第四天,有昏倒发生,当时我十分焦急,如果再继续下去,发生学生死亡事件,不知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5
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 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 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使讲话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实我当时就感到时至今日发这篇讲话并不会结束学生绝食的,因为学生绝食,最为强烈的要求是改变4�26社论对学潮的定性。我感觉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没办法绕 开的时候了。这个结子不解开,没有办法使学生停止绝食,开展对话。而如果学生绝食的情况拖延下去,将会发生极为严重甚至无法预计的后果。因此我第一次在政 治局常委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修改4�26社论定性的问题。李鹏当即表示反对,他说4�26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不能动。我反驳他说,4�26 论是按424日常委会纪要的调子写的,邓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见。尚昆表示提出修改4�26社论将伤害小平。我说可以想办法做到不伤害他,这件事应当由常 委集体承担。我还说,我去朝鲜时曾发电报同意邓的决策,所以我对4�26社论要负责,必要时,也可以说是由我批准的。李鹏竟然说,你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因而修改4�26社论没有谈得下去。

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见邓陈述我对修改社论的意见。17日,我就打电话要求见邓。随后,邓办就通知我下午到邓处开会,常委和尚昆都到(当时万里出国了,他 每次列席常委会)。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我在会上先讲了我的意见。大意是:现在学潮在发展,形势在 恶化,十分严重。学生、教师、记者、科研人员、机关干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计有三四十万人,工人农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败、透明度等热 点问题之外,主要是各界责备党和政府对学生绝食为何麻木不仁,见死不救。而同学生对话主要卡在4�26社论定性上。4�26社论引起这么多人误解,一直对 立,总有说不清楚或不正确之处。现在唯一能够立即见效的,就是必须对社论定性松一下口。这是关键,可以赢得社会同情。我们给学生脱了帽子,就比较主动了。 如果绝食拖下去,死了人,势必火上加油。如果采取和群众对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现实危险。

在我陈述我意见的过程中,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不以为然。

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我54日在亚银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指责我在亚银的讲话。过去他们实质上反 对,但是没有这样公开说过,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两人对我毫无顾忌的攻击,可以看出他们事先与邓之间已经有了默契。胡启立当时发言主张修改社 论。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尚昆不赞成修改社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说廖汉生【50】主张戒严,是不是可以考虑戒严?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 的,这时他转述廖汉生的主张,实际上他改变了主意。

后邓拍板说:事态的发展更加证明4�26社论定性的正确。学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问题出在党内,出在赵的五四亚银讲话上。现在不能再退了,否则不可收 拾。决定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并且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实施。邓讲完后,我就表示:有个决策当然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 带来严重后果。我作为总书记,组织执行这一决策很难得力。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李鹏在会上还提出,常委会议经常有人把内容泄漏出去, 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我就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我有根据,以后告诉你。会开完,我就走了出来。邓是否又留下他们谈了什么 问题,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当时心情很不平静,我在思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党的总书记。

家后,我愤然让鲍彤为我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在当天夜里召关的如何贯彻戒严的常委碰头会上,当谈到要我主持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51 时,我没有接受。我说,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尚昆针对我的话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就是说,我这个总书记不能动。我的辞职信送到 中办秘书局尚未分发出去的时候,尚昆就知道了,便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尚昆说,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将使形势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我接受他的劝 告,18日通知中办,我的辞职信不要发出,后由秘书【52】把辞职信收了回来。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邓召开的这次决定戒严、对学生镇压的会上,外电传说常委开会是三票对两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 票二票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就那么几个人,作为常委来讲,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个中立。我和胡启立主张修改社论,姚依林、李鹏坚决反对,乔石中立,没有明 确表态。根本没有三比二的问题。当然,如果加上邓、杨,他们不是常委,如果按到会的人算,他们当然算是多数。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那几天,一些知名人士和党内老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党中央和我,要求正确对待学生运动,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改正对学生的错误态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 邓器重的像李一氓【53】这样的老同志。所以我518日又从中挑选了一批信转给邓,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再次陈述了我的意见,希望他重新考虑。我虽然明知 希望不大,但仍愿意作最后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现送上几位有影响的老同志的呼吁,望一阅。

现在形势十分严重,最紧迫的事情是让学生停止绝食(这是最受群众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学生答应停止绝食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运动。

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只要我们主要领导人亲自到群众中去宣布承认这一点,群众的情绪就会大大缓解,其他问题才好解决。即使我们需 要采取维护秩序的坚决措施,也必须先走出这一步然后才好行动。不然,在众多群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采取强硬行动,可能引起威胁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后果。

我怀着万分忧虑的心情,再次请你考虑这个建议。

赵紫阳
五月十八日


这是在邓家里517日开了决定戒严的常委会后,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如同所料,信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517日夜,中办安排中央领导人去医院看望绝食的学生。开始李鹏说他不去,当去医院的车子开动时他又赶来了,原来是他听说我要去医院才改变了主意。5 19日拂晓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反对我去,并且还要中办阻止我去。我感到这么多学生绝食将近七天了,中央领导人连看也不看一下,无论如 何交待不了。我表示一定要去,别的人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他看我态度坚决,没法阻止,才改变了主意。但他当时非常害怕,到广场不到一会儿就溜之大吉了。

当时对学生除表示慰问外,即席讲了一些话【54】,随后登在首都各大报纸上了。我当时讲这些话,无非是劝他们停止绝食,他们还年轻,要爱惜生命。因为我明 明知道,他们的行动虽然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但对于持强硬态度的一批老的领导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继续绝食下去,甚至死几个人,他们也会无动于衷 的。

所以觉得年轻学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太可惜了。但是当时年轻学生并没有领会我的这一篇讲话,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当然,我对学生的这篇讲话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517日在邓家开会后,李鹏等人的行动有许多很不正常。无论是去医院慰问还是去广场看望学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车,他一反惯例抢先走在我的 前面。他还让人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事后有人告诉我),叫记者不要拍我的镜头,说以免人事变动后被动。从517日晚到19日,有关戒严的事什么情况也没告 诉我。19日李鹏和学生对话,我是看了电视才知道的。但是519日下午,突然送来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和他的讲话稿,要我主持会议并讲话,但 对这个会如何开,在哪里开,什么人参加,还有什么内容等等,事先什么也没向我说。而他的讲话稿竟然写着,�54日以后学潮严重升级。后来可能他们感到 这个说法指我54日讲话太明显了,报纸发表时改为五月初以后学潮升级。这就公开指责学潮是我的《五四讲话》造成的。李鹏还向国务院各国务委员传 达说我犯了错误。当晚召开宣布戒严大会之前还开了个小会,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实际上我已经被排斥在决策之外。但究竟是何时决定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17 日在邓家讨论决定戒严,虽指定由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邓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但开会后几天的情况,实际上把我完全排斥在一边了。 李鹏当时摸到这个底了,所以到医院去,给摄影记者打招呼不要拍我,说人事变动会被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19
日我向政治局请假三天,建议常委会由李鹏主持,并拒绝当晚出席宣布戒严令的动员大会。当时,天安门声援绝食的群众大为减少,绝食也改为静坐抗议。北京各大院校的很多学生回到校园,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大部分是外地临时来的学生。

19
日宣布戒严后,又是一次兴奋剂,又把群众的劲鼓起来了。静坐的人增加了,各界支持的人们成群结队涌向街头,特别是实行戒严调军队进京,大大伤害了北京市民的感情。奉命进京的部队沿途到处受到市民的阻挠。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儿童躺在街上,使军队被阻在北京郊区,无法进入市内。这种僵持状态差不多有十多天。

5
21日,乔石来我处谈了这些情况。他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军队 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市民、工人、机关干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下去,首都确有陷入瘫痪的危险。

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521日,我找阎明复谈了我的这个想法,请他转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这之前,彭冲55找我谈过,他说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他还到玉泉山56找了彭真,彭真也赞成这样办。他们已写了报告给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

21
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覆,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启立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吴学谦57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后来据说李鹏又给万里发电报,不让他提前回国,可能是请示了邓,所以万里未能及时回国。

6
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 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 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 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 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 斓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 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五、邓的拍板不具合法性质

我想再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北京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我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

我拒绝出席519日宣布戒严的大会。这个行动大大地激怒了邓和其他一些老人。20日邓在他家里召集陈云58、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开了一个会。当然没通知我参加,也没有通知胡启立,他也没能参加。听说王震在这个会上大骂我是反革命。李先念说我是第二个司令部59。最后邓拍板撤销我的总书记,并且说待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就这样没有人告诉一声就让我靠边站了。

这不能算是政治局常委会议,因为政治局常委中有五人,只到了三人。胡启立未被撤职,我在开会前也未被撤职,还是常委。常委中有两人不通知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恐怕不能说是合法的。

我在19日至21日请假三天,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我从别的渠道听到,李鹏、杨尚昆、姚依林、宋平60 别召开各部门会议,宣布我的罪行,还组织班子,起草文件,为召开全会宣布我的问题做准备;同时还分批把各省、市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这 些重大部署,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常委五人,我和胡启立被排斥在外,不会有合法的常委会议。应该说,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 性质。因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代行职权,政治局会议由总书记主持。显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会议,更非由我主持,不管是 由另外什么机构、什么人主持的,都是违反《党章》的。在这种既没有人向我宣布我已停职,又不能履行职权的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个顾虑,怕他们过后倒打一 耙,说我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我曾经找过中办温家宝61,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说,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现在所有这些部署都没有通过中办,一切活动都是李鹏、杨尚昆另外安排的,并不通过中办。如果我一定要开会,中办也可以发通知,但他感到后果会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虑。

既不能召开会议,我便让秘书打电话找杨尚昆,要求杨尚昆同我谈一次话,目的也是要他澄清一下我是否已被停职的问题,另外想解释一下我516日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为什么要讲关于邓在党内地位的那段话。

6
2日,王任重62、丁关根63 我家,说因我要求见杨尚昆谈话,中央决定委托他们来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最近要召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解决我的问题,要我好好考虑做个检讨。我首先向他们解 释了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接着我提出不知现在中央机构是怎样运作的?五个常委,除我之外,另一个也靠边站了,现在开会是哪些人参加?王任重说,常委没有 改选,最近也没有开常委会。我说我三天病假以后,不让我参加工作,可以理解,让我靠边站也没意见,就是将来不要说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杨尚昆也是要谈这 个问题。关于准备写检查问题,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到处批我,不和我核对事实,批判材料根本不与我见面就到处发。在这种情况下,检讨怎么写?如果将来 我还有讲话的机会,我认识到的问题会做自我批评的。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有两个多小时。我讲的比较多,讲了对4�26社论的看法,53日对青年代表的讲话,54日在亚银的讲话,以及519日不出席戒严大会的有关情况及看法。最后我强烈地提出他们拘禁鲍彤的事。鲍彤是528日被组织部叫去谈话64 一去就没有回来。并同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我当时就叫秘书给宋平打电话表示反对。这次我对王任重、丁关根说,如果认为鲍彤有什么问题,组织上可以审 查,但应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处理,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现在八十年代了,不能用过去搞运动的办法了,要求他们向中 央反映。这次谈话,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不好。

6
17日王任重和丁关根又到我家,说619日中央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我的问题,要我虚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话刺耳,也要保持冷静。可以讲话,也 可以不讲话,不要过多地辩解。我当时答复说,既然是解决我的问题,总要给我讲话的机会。丁关根还要我好好考虑自己的问题,在会上有一个好的态度。王任重还 向我透露,内定还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和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并说我上次对隔离审查鲍彤的意见,已向中央反映了,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65等等。看来他们这次来的目的,一是通知我开会,二是劝我会上不申辩或少申辩。

第一次62日王任重、丁关根到我家,告诉我开会解决我的问题,并说邓对他们说了:上次处理耀邦的问题,国内外有些议论,这次处理赵的问题,要合乎手续, 要他们好好准备文件,文件准备好就开会。这简直是很大的讽刺!其实,我早已被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地非法软禁起来了,非法隔离起来了,早已非法剥夺了我的总书 记职务,还说要合乎手续。这说明他们心虚,怕外界议论。他们本来准备早些开会,也因六四推迟了。


六、宁愿下台也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

6
19日至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支持动乱66 严重错误,建议撤消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 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 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会 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10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 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钟。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 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 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消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彻消我的总书记、常 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彻消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 分。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对于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员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但《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对处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67也明确规定,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由于我进行了申辩,就加重了对我的处理,这是完全违反《党章》和党的规定的。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68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69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彻消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 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 消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 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 (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70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我现在把这些情况说出来,不知将来党史如何记载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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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 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 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当时王忍之71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72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 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 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污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照《党章》的规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 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 己的意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 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 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 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 准备下台。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 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当时我估计由此可能要被开除党籍,因为从来对犯错误的人只有低头认错才叫态度端正。我想大致不会坐牢,因为我没有任何越 轨行为。象我这样不管怎么说在国内外有些影响的人,他们总不能完全搞秘密审判。所以我考虑,下台是肯定的,最多开除党籍,坐牢不至于。在我们这种政治体制 下,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开除出党,象我这样留在党内也不会真正有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开除出党也并不影响我的信仰和理想。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我仍然采用早已被批判和抛弃了的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倒批臭和混淆两类矛盾、随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 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都对避免文革的错误不再发生作出了明确的规 定。在六四后对待我的问题上完全无视这些规定,公然践踏这些规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七、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在这里要说一下关于516日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

邓对我54日在亚银会议上的谈话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73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搬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我在十三大以后会见外国领导人,特别是兄弟党的领导人时,总是要把邓虽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们党内主要决策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情况通报他们,这差不多成了惯例。4月在朝鲜也向金日成74 报了。不同的是这次比较突出,在电视、报纸上作了公开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自从李鹏等人把邓4.25讲话公开传达后,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议论,学生、青年 对邓极大地不满。由于对他谈话内容的不满,进而对他目前所处特殊地位进行非议、攻击。我听到不少这样的议论: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要向不是常委的邓小平汇报? 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甚至还流传所谓垂帘听政75等等指责的话。当时,觉得对这种情况我有必要站出来,加以澄清,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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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前两天),我同工人代表和工会干部对话时,当场有人向我提出了这类问题。当时我回答这是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作了说明。我们 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重大事情要向邓请教,这是为了整个党的利益。因为邓的政治智慧、政治经验比我们常委任何人都丰富。当时的效果是好的,那个提问题的工人 再也没有说什么话。因此我考虑,如果通过报道说明这个情况,对于维护邓的形象会有好处。至少说明不是邓要揽这个权,而是中央一中全会共同议定了这一条。因 此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便告诉他,我们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仍需要邓来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 邓通报,向他请教。邓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的决策。本来十三届一中全会还议定,我们不仅是向他请教,向他通报,而且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 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我考虑到群众的接受程度,有意识没有说第二点。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时促使我这么说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戈尔巴乔夫来访是中苏高级会晤,主要标志是表现在戈同什么人会晤。当然中外都知道,所谓中苏高级会晤,应是戈尔巴乔夫和 邓小平的会晤。但是戈是苏联苏维埃主席和党的总书记,而邓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总书记,只是军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内心就是想一定要明显地表现出中苏高级会晤 是戈邓会晤,不是戈与其他人的会晤。既要表明这一点,又要避免出现伤害邓的言论。原来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张淡化处理,既不能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 报,不搞两党会谈,要我在会见戈时说:既然我们两党的总书记会晤了,两党的关系自然也就恢复了。但在我会见戈的前两天,513日我在邓家里谈戈氏来 访的有关问题时,邓说了一句话,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这和原来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邓的这句话。正因为上述这些考虑,在戈邓会晤 后,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的会见,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中共 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

我的这篇讲话,一举解决了两个问题:为什么邓戈会晤是中苏的高级会晤;邓目前仍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是中央全会决定的,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当时感到这次讲得非常得体,既解决了问题,形式也很自然。

话以后,开始听到的是正面的积极的反映,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 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 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

为什么特别在意这件事呢?其他的事是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见解。因为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甚至他们撤了我总书记的职务,我都可以理解。而这件事本来是好意,不 管在六四问题上我同邓有什么分歧,这是政见不同。我总的感觉,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 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 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所以我528日写信给邓,别的没写什么,只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 话作了些解释和说明。但我只说了上面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即我是为了说明邓和戈的会晤是高级会晤,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把邓在中央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说出来,这 是很自然的。而未说第二个方面的考虑,即社会上流传他有点揽权,抓住权不放,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我认为对社会传言也要作个说明。但信写出后,没有 下文。

我至今76 然希望在他离世前(这是我七年前写的记事),能够了解我同戈那段话的真实原因。这不是为了让他了解真相后对我的问题能有什么松动,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 知道,即使他了解了真相,也不会有任何松动。我只是想让邓知道,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我,尽管拒绝接受他关于学潮的决策,但并不是一个在紧急关头牺 牲别人而保护自己的人。我想这样他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我实在不愿意他带着这个误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1】根据内容分析,这一系列录音带是在2000前后录制的。七年前当指1993年。

2 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989623-24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六四镇压以后,以巩固政权、将镇压合法化为目的而举行 的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彻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和军委 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决定对赵紫阳的问题继续审查;免去了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了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职务。

3】见附录四《关于六四事件的自辩发言》。

4 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1980-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胡耀邦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主持平反冤假 错案,开拓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事过于宽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后,胡实际 上已经无法工作;19871月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19894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几乎有全体北京大学生参加,并且得到全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广 泛支持的大学潮,持续了整整50天,最后在邓小平调集的几十万军队血腥镇压。

5】新华门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位于北京西长安大街。原名宝月楼,清朝乾隆年问所建。

61989422日,中共官方举办的胡耀邦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扬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

7】见下文。赵紫阳: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

81988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9 李鹏(1928-):李硕动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苏联,电力工程人员,文革后任水电部副部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 员,书记处书记;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李在政治上聪从党内保守元老;经济上聪从姚依林。1989六四事件期 间,李鹏力主并促成了武力镇压。

10常委指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1119894月下旬,赵紫阳按照双方早就商定的日程,率颌代表团访问朝鲜。代表团423日下午离开北京,430日上午回到北京。

12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0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年至1990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在中国拥 有最高权力的中共元老(所谓党的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在经济方面,是改革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赵紫阳等党内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三在政治方 面,他坚守一党专制的底钱,是改革年代历次反自由化的发动者;从1979年镇压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镇压,都是他亲自作出的决 策。邓小平个人的倾向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具有深远影响。

13】乔石(1924-):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法委员会书记。1986年,兼任国务院副总理。1987年任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1989六四事件中态度中立。

144.26社论:19894�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15】李锡铭(1926-):河北束鹿人。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89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领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6 陈希同(1930-):四川安岳人。时任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1989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颌导的身份,对促成武力镇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六四镇压之后,代表国务院发表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92-1995年任北京市委书记。1998年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年。

17】万里(1916-):山东东平人。1977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领导者。1980-198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8官倒198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提法,指官员(或官员的亲友)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官价和市价并存,官 价低,市价高)的特殊条件下倒买倒卖牟取利益。这是当时官商勾结进行腐败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六四镇压以后,完全失去了民众监督,腐败变本加厉,小打小闹 的倒买倒卖,逐渐为公然侵吞国有资产、侵占土地、垄断关键性行业等大规模的腐败行为所替代,官倒一词也随之逐渐淡出。

19】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是中共1957反右斗争的根据。自此一直为中共所奉行,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鲜有异议的天经地义

20 杨尚昆(1907-1998):重庆潼南人。1982-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198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当 时中共党内极具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学潮中,杨尚昆开始支持赵紫阳的方针,最后转而选择拥护邓小平的武力镇压决策。

21 191954日,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市民、工商界人士等参与的从北京开始遍及全国的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示威活动。事件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 行的巴黎和会中,西方各国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西方各国面前显得软弱,激发民众的愤怒之情。五四运动影响深远,是中国激 进派知识精英疏远西方模式,逐渐接受俄国革命理念的转折点,为中共最后夺取政权奠定了思想及社会基础。

22】毛毛(1950-):毛毛是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的小名。后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

23五四青年节讲话的起草人是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鲍彤是修改定稿者。

24 鲍彤(1932-):浙江海宁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1987年前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鲍任国务 院总理秘书,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9六四事件中,鲍彤反对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生,被非法关入秦城监狱。199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 7年。

25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进行决策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阶级斗争,是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制度性地 要求全民在共产党执政实行公有制的条件下,不断搜索和铲除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内乱以及灾难的政策根源。

26 中国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 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民主党派是中共绝对权力的附庸。

27】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文革中下台。1979年复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198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8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人。1954-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前是陈云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陈云靠边站,就由他继续负责财政、贸易 和经济方面的工作。1977-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主席;是当时党内有影响的元老之一。 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反对进行改革。1989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29】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人。1982年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3任国家副主席;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党内有影响力的元老之一。1989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张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

30】袁木(1928-):江苏兴化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89六四事件中,袁木是官方武力镇压的喉舌。

31】何东昌(1923-):浙江诸暨人。1978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三时任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9六四事件中对促成武力镇压学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2】阎明复(1931-):1985-1990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镇压被撤职。

33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文革前长期做贸易工作,是陈云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后兼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张并促成了武力镇压学生。

34】费孝通(1910-2005):苏州吴江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7-199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5】孙起孟(1911-):安徽休宁人。民主建国会的早期组织者发起者。1983-1987年任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6】雷洁琼(1905-):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87-1997年任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7】丁石孙(1927-):江苏镇江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8】许嘉璐(1937-):江苏淮安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1994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39】王瑞林(1930-):山东招远人。自1952年起长期担任邓小平秘书;1978年任邓小平办公室主任。1983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1995年任中央军委委员。


40】戈尔巴乔夫(1931-):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苏联政治家。1985-1991年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41】下文称《五四讲话》,指作者在198954日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的讲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央问题的主张就是在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见附录二。(原载《人民日报》198955日)。

42】胡启立(1929-):陕西榆林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7-1989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六四事件中胡启立不支持武力镇压学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43】许家屯(1916-):江苏如皋人。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六四事件后,不满中共武力镇压,出走美国。

44列席常委会的几位同志,是指国家主席杨尚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三人。

45】芮杏文(1927-2005):江苏涟水人。1985-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7-1989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89�六四事件之后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46】《世界经济导报》创刊于19806月,由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钦本立(1918-1991)任总编。

47】钦本立(1918-1991):浙江长兴人。著名报人。曾任中共《文汇报》党委书记,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19894月因坚持在《导报》上发表纪念胡耀邦文章,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整肃停职。钦本立事件成为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48】江泽民(1926-):江苏扬州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989六四事件以后,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选,接替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

49】具体时间是1989515日至18日。

50】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将领;1983-1993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51】指1989519日晚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会上李鹏作了讲话。

52】指赵的秘书李树桥。李树桥(1944-):河南内黄人。1986-1989年任赵紫阳秘书。

53】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州人。1974-1982年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8-1982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任中顾委常委。

54】见附录三《五月十九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即席讲话》。

55】彭冲(1915-):福建漳州人。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56】玉泉山位于北京颐和园西侧,得名于南麓的玉泉,玉泉水曾为清代皇帝及皇室专用的饮用水。玉泉山自毛泽东时代起被隔离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别墅建筑群的所在地。

57】吴学谦(1921-2008):上海嘉定人。1982-1988年任外交部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任政协副主席。

58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人。陈云是当时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元老。1978-1987是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一书记,1987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主张实事求是,但不主张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陈云在 经济上接受市场调节但坚持计划经济,提出所谓鸟笼经济理论,成为这一时期党内反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代表人物。陈云的经济思想同他认为正统的马克 思主义信仰是吻合的。

59】中国当代政治衍语中司令部指被认为与最高颌袖意志相违背的党内派系。起源于文革时期毛泽东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60 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198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升主任,任国务委员;1987年任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9六四事件以后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宋平升任政治局常委,同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还有江泽民和李瑞环,填补了赵紫阳、胡启立的空缺。

61】温家宝(1942-):天津市人。1986-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200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62】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1978年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63】丁关根(1929-):江苏无锡人。邓小平的牌友,中央政治局候朴委员。曾任铁道部部长,因责任事故离职;改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1992年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6419895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以常委开会的名义,召鲍彤到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室。宋平谈话之后,鲍被送到秦城监狱。中共中央常委当时没有开会;宋平也不是常委。

65】鲍彤是在528日被投入监狱的。由于赵紫阳62日要求中共中央不得违反法律行事,有关部门才受命在610日补办了汁饱进行监视居住的手续。但把国家监狱作为监视居住的场所是骇人听闻的;而事后补办手续,更加证实了原来把鲍投入监狱的非法性。

66支持动乱、分裂党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给赵紫阳的定性。会后的公报中说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

671980229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党内结束毛泽东时代领袖利用个人权力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方式清洗党内异己的关键性文件。

68 在中共词汇中,三中全会一词,不仅指19781222-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且包括了1110日起召闭的、为它作准备的、长达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这个准备会议决定了中央全会的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历史上应是邓小平 时代的开始。

69】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帅。曾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长期掌管中国的国防科学工业。

70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是中文的歇后语。毛泽东19701218日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交谈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毛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人问的法律也没有任何天定的行为准则可以限制他。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自己承认 浚驾于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标准之上的直接证据。

71】王忍之(1933-):江苏无锡人。1982年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72】李铁映(1936-):湖南长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1993年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73】李政道(1926-):Tsung-Dao Lee,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74】金日成(1912-199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创建人。1948-1994年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

75】中国某些皇太后有代替年幼皇帝执掌朝政的做法。因男女有别,皇太后座位前加帘子,坐在皇帝身后接见群臣。最著名是清代慈禧太后,现代中国人依然记忆犹新,是以模拟没有正式职位的最高领袖邓小平为垂帘听政。

76应当指1993年前后。邓小平去世时间是1997219日。

 

 

 

第二部分
非法幽禁与世隔绝


一、三年审查不了了之

下面我再谈一个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三年多对我的审查和对我实行软禁的情况。

十三届四中全会撤消我的一切职务,并作出了还要继续审查的决定,这本来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既然作出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就没有必要继续审查。如果认为问题没有查清需要继续审查,就没有理由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这可以说是给我的特殊待遇。

19896月到199210月,对我的审查一直进行了三年四个月。在整个审查期间,我失去了行动自由。他们一方面说对我的审查是党内的性质,一方面却 无视国家法律规定,对我实行软禁。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指出,党内不准用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对这种粗暴践踏、违反党的纪 律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知他们将来做何种解释。

1989
93日,王任重、丁关根约我到中南海怀仁堂77谈话,向我宣布根据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陈野华78、李正亭79参加的项目审查小组,负责对我的审查。929日王、陈、李三人约我在警卫局礼堂谈话,这是专案组第一次同我谈话。以后再也未见陈野华和李正亭,据说是专案组改组了,陈、李二人不参加了。但对他们为什么改组,我不得而知。

后王任重又单独约我谈过三次话:1989128日一次,1990214日一次,199032日一次。他还写给我三次信:198976日一 次,198988日一次,19891114日一次。我也给他回过三次信:1989725日一次,198991日一次,1989107 日一次。

过上述谈话和信件,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分别作了说明和澄清。对我的审查除了追查我是否在动乱中有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界泄露消息外,主要 审查我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以及要我承认错误。另外还要清算我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

们最有兴趣的是我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他们从海外报刊上摘引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加上主观臆测,说什么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了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我,因为我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还把所谓新权威主义80的问题也扯到里边,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我作为他们的新权威,《河殇》81 视片就是为我造舆论的。认为我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是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还认为我是因为国内政治、经济 困难,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为了推卸责任,捞取资本,而利用学潮达到保自己的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发的所谓背景材料,以及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 所做的六四报告82,李先念等人的发言,王任重给我的信中,都尖锐地向我提出了上述责问和指责。

我在同王任重的谈话和通信中,也着重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和澄清。

一,1988年以来,国内外并不存在倒邓保赵风。这不过是某些人为达到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那个时期确实有不少谣言,但不是倒邓而是倒赵。关于我的地 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保守派向邓施加压力,要求换马等等,国内外议论较多。我写信向他们说,当时国内外的舆论一直把我的命运、政治前途,与邓连在一起。倒邓保赵是连不在一起的。倒邓不能保赵,保赵就不能倒邓。

二,正是在到处议论赵的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不能直接过问经济已经被架空等等这些流言时,邓多次反复向我交底,说不仅目前人事格局不 能变动,甚至说要我再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后,邓和李鹏谈过一次,他要李鹏分头转告各位常委。因为1989年初,在常委生活会上,李鹏、姚依林就 经济上的问题,对我有些批评,有些责难。后来李鹏在找邓解释这件事时,邓就向他说了,意思是保我,要他们支持我。19891月底,邓去上海过春节前,当 面向我谈过这个问题,话说得很恳切。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考虑他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由我来搞。他说,这样你就能更好地工作了。通过这样做表明他的决 心和对我的信任。他还说,他不退,其他人也不退,工作很困难,不好搞;通过他这样做,其他人的工作也就好做了。当时我也很诚恳地对他说,无论如何不要这样 做,你现在挂在这里,对我有好处。现在我们经济工作还有些问题,物价不稳定,有些波动,无论如何现在不要提这些问题。目前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的工作。这是 19891月底他到上海过春节前谈的。一直到19894月份,我访朝前到他家谈访朝问题时,他还向我说,等我访朝回来后,专门开会谈一下要我搞两届的 问题,不仅现在格局不能动,而且下届总书记还要我搞,此事他同陈云、李先念谈过,他们同意了。现在邓还健在(1989年同王任重谈话通信时),他可以证 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有地位不稳的感觉。

三,我并不认为经济情况很糟。应该说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成就,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明显提高。1988年出现了通货膨胀,情况也 并不是那样严重,我也不认为很难解决,并不存在我因经济失败形象不佳,利用学潮捞取政治资本、改善形象的问题(经济形势那一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我至今 还认为不像一般人说得那样严重。因为事实证明,到了90年春天就出现了市场疲软,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第四,我给王任重写信时讲,我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不会不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情况。利用学潮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无论如何不会幼稚无知到这种程度。

第五,我之所以拒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是对学潮的性质和镇压将会引起的后果在认识上有不同。我要对历史负责,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这大概是我对王任重追查我的动机几次谈话和写信的回复中阐述的观点。

在王任重的几次来信中,对我指责最严厉尖锐的是1989118日,接着128日又谈了一次,以后情况出现了某些缓和。可能是他们经过半年调查,发现他们的分析判断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2
14日[编者注:1990年],王任重还要我谈一下对苏联东欧剧变83 看法,事先还送了一批中央研究机构写的有关材料。王劝我写个好的检查,还透露有些人主张开除我的党籍,有个检查好做工作。我向王表示,审查这么久了,希望 能早日结束。我认识到的在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经检查了,再检查还是那些话。我还提出,对我的审查应注重调查,核实材料,不应纠缠在什么态度问题上。政治局 扩大会议对我的发言的态度不满意,已经加重了处分,现在还搞态度?

任重最后一次约我谈话是52日。在这之前,220日,我曾给邓又写了第三次信。(我给邓写信,第一次是转送一些老同志的来信要求他重新考虑对学潮的方 针问题;第二次是解释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第三次是要求早日结束对我的审查。)王任重见我后就说写给邓的信知道了,不久将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84,不过他说这次全会还不能解决我的问题,甚至还说了一句:解决你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全会。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之他说这次还解决不了,他还说对我的审查材料很快会同我见面。这次谈话气氛很缓和。

621日,王任重转来项目组对我的审查材料:《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整个材料共有三十条,先别说其中很多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的地方,即使这三十条全部是事实,也难以给我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帽子。

6
27日我给王任重复信,送去对上述材料的修改意见。我对三十条中的十二条提出了反驳。从此以后,王再没有来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人来核对材料,实际上是对我的审查不了了之。

后来我得知,项目组将材料上报后,中央领导人原来曾考虑在1990年亚运会85后宣布结束对我的审查,但因为怕引起国内外的反响,怕我恢复自由后外出活动,再加上几位老人的坚决反对,因而对我的问题拖而不决,长期挂起来,以继续审查为名,对我实行软禁。

1990828日,127日,199159日,先后给江泽民、李鹏及政治局常委写过三封信,内容都是要求早日结束审查,尽快结束软禁,恢复人 身自由。我在信中提出,自十三届四中全会宣布对我审查以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相信问题仍然没有查清,我更不知道久拖不决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从 19906月以后,没有人找我谈过审查问题,也没有人找我核对过任何材料,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没查清,为什么不问一下我,我可以帮助搞清楚。这种以继续审 查为名,久拖不决,继续挂起来,对党、对我都是没有好处的。

还向他们指出,从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负责人多次对中外记者宣布,说我是自由的,没有被软禁,甚至连半软禁也没有,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你们应该是了 解的。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一直长期被软禁在家里。对有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动辄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作法,过去虽然曾经有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 间。但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强调法制建设的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重复了。因此要求无论对我的审查 是否结束,应立即结束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我写的所有的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他们的方针是:不予理睬。

际上,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早在19896月就开始了。但从来没有向我宣布过,更没有文字的东西。为了证实他们对我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我长期关在家里 有些发闷,所以199010月亚运会召开之前,我自行决定外出打一场高尔夫球。当中办警卫局得知我要外出打球,便通知我这里的秘书劝阻,说没有说可以 外出。我说:没有人说我不能外出,如有可以拿出规定来看看。他们既不拿出文字规定,又不让我外出,便告诉司机届时不能开车。我表示如果司机不开车我坐公 共汽车去,他们当然害怕这会引起舆论轰动。当时江泽民、李鹏不在家,他们便请示乔石,乔石也不能作主, 要警卫局根据情况办,结果他们还是同意司机开车,同时也派了一辆警车来。我在昌平高尔夫球场(中日合资的球场)打球后,球场的日方人员便把消息告诉了日本 驻华大使馆,随即日本及其他外国驻京记者都知道了,当天就发了消息出去,世界各大通讯社和港台报纸都公布了。香港电视台还在播发消息的同时放了我以前打球 的录像。这样,当时在成都的江泽民和李鹏都非常紧张,批评追查是谁批准我外出打球的。

一场风波之后,他们便以中央的名义口头通知我,在审查期间不得外出,这样他们限制我的自由并实行软禁便记录在案了。但他们在中外记者面前,仍然说我是自由的,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公之于众。

1992
108日,乔石、宋平找我去中南海怀仁堂谈话,在场的还有丁关根、李铁映。乔石代表中央向我宣布了中央决定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十三届四中全会对我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结论。即将结束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将写上这一内容,所以提前一天通知我。

听了之后,我向他们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对四中全会给我戴的两顶帽子:支持动乱、分裂党,我当时不同意,申明保留个人意见,现在态度没有变,仍然保留意见。

第二,要求中央把这一结论以文件形式在全党一定范围内宣布,这一文件在宣布维持原结论的同时,应当把这一结论的事实根据同时写出来,维持原结论根据什么事实?是不是你们提的那三十条,我要求一条一条写上去。

第三,审查结束后应立即恢复我的人身自由。我的行为需要注意什么,中央可以向我提出,我会尊重,但绝不接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硬性规定。

乔石等对我讲的三条意见,表示要向中央汇报,结果以后再告诉我。在我讲第二条要求公布结论的事实根据时,乔石插话说:要考虑不要影响稳定。在我讲第三条恢复我的行动自由时,他们说十四大86 议期间,外国记者很多,你的问题很敏感,公报发表后,许多外国记者会在你的住处周围探听消息,希望我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我说,十四大召开时可以不出 去,他们听后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宋平还说:会后外出活动可以逐步扩大,经过一段时间后,慢慢淡化。当时谈话就这样结束。

来我听说,他们在结束对我的审查,维持原结论不变的问题上,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只是讲了这么一句话,并没有把项目组审查我的报告发给大家。也就是说,审查我 三年多,究竟查出什么问题,根据什么事实给我戴上两顶帽子?这些都不谈,只是说要结束对我的审查。当然,大家表示没有意见。后来在中央全会的公报上,也写 上了结束审查、原结论不变这么一句。在全会讨论公报时,更是什么材料也没有发。本来,对我的审查是全会作出的,现在全会宣布结束审查,理应把审查的结果向 全会作一个交待。没有,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召集人会上说,这件事向各小组说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全会根本没有讨论我的问题,大家 对公报表示同意。总之,审查三年,没有材料,结论不变。

种事实使我觉得,在对我的处理上他们情绪比较紧张,顾虑很多,说话小心谨慎。乔石在向我传达政治局的决定时,是按稿子讲的,他念稿子的时候,我原想记一 下,但他讲得很快,我怕记不下来,向乔石提出,是不是把记录稿给我一份。乔石说可以,当场告诉记录的同志,说记录稿给紫阳同志一份。但事后我叫秘书打电话 要这个记录稿时,又说不给了,也没有说什么理由,不知道他们怕什么。

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我担心我讲的那三条声明,他们是否会原原本本地上报,因为这三条,话讲得不好听。所以回来以后,我又以备忘录的形式,把我这三条送给他们。当然,这些都没有下文。

总之,他们结束对我的审查,无论是政治局也好,中央全会也好,什么材料也没有发。审查三年,既然要结束,为什么不把审查的事实加以公布?实际上就是害怕。如果把那些材料公布的话��[编者注:此处录音不清]。

经过三年多的审查,究竟查出什么问题呢?1990621日,王任重把审查我的三十个问题的材料给我,并给我写了封信说,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写在材料上,退给他。材料的题目是《在1989年政治动乱中涉及到赵紫阳同志的有关问题》,其中列出的三十个问题是:

14 15日晚,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向紫阳同志汇报了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出现的情况,可能在各地发生政治性的游行和集会,有人可能借此闹事,建议中央发个通知, 提醒各地注意。紫阳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不予重视,认为没有这个必要。416日公安部认为事态可能严重发展,在公安系统内部发了个电报,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志治丧期间,动乱现象日益明显,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认为事态已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讨论。直到423日他出访朝鲜前,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开一次会,他仍不接受。

3419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87 志社联合召开了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座谈会,公然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说反自由化斗争不得人心,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要挟中央承认错误,首先集中地提 出了政治动乱的纲颌。424日,《世界经济导报》对这次座谈会作了详细报道,并抢先印发,与北京动乱相呼应。426日,上海市委责令这期导报停止发 行,并决定对报社进行整顿,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对这一决定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2日,他与费孝 通等民主党派几位负责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最好双方体面下台阶,淡化处理,对上海打个招呼,适当让一点。511日,他与江泽民等同志谈及《世界经济导 报》时又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不知道。

45 3日,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前,杨尚昆、李鹏、姚依林、李锡铭等同志认为,当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的恶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赵的讲话中,应针对动乱制造者提出的政治纲领,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遭到赵的 拒绝。

5423日,赵访朝前找鲍彤谈话,要他注意学潮的动向。430日赵返回北京,鲍彤立即找赵汇报情况,说4�26社论写得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激化了中间状态学生的对立情绪。几天后赵对鲍说,看来4�26社论确有缺点。

651日,赵向他的秘书李勇88问起学潮的情况,当谈到4�27学生游行时,赵说,这说明学生对社论不满,但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想改变社论比较难。

75 2日下午,赵紫阳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费孝通、雷洁琼、孙起孟座谈学潮问题。当时中央已明确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方针,赵紫阳本应明确贯彻中央的方 针,但会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学生运动出现的问题说成是动乱是不合适的,赵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说你们今天谈的意见对我们认识问题有帮助,表示 同意他们的看法。座谈会后,赵对阎明复同志说,《人民日报》4�26社论定性定错了,看来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汇报时,只是单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 法,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重了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里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赵要阎把 他的这个想法告诉杨尚昆同志,希望尚昆同志最好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同志。当晚,阎明复同志见过扬尚昆同志后告诉赵说,尚昆同志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看法是经 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853日上午,赵紫阳与扬尚昆同志谈4�26社论问题。谈后赵对他的秘书李勇说,看来改正社论有困难,要慢慢淡化,慢慢转弯子。

95 4日上午,赵紫阳口授由鲍彤整理了赵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的讲话稿。赵在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当天下午擅自发表了一篇同中央制止动乱方针完 全相违背的讲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确指出,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 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却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 下,他还是说,有人企图利用学生的行动,当然这是难免的。讲话后,赵亲自交代新华社记者,他的讲话稿要全文照发。这就把他与中央的分歧暴露于世。讲话发表 后,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反映,中央出了两个声音,引起了思想混乱。一些高校又宣布罢课,游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个局势更加恶化。

1055日上午,赵紫阳同志约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许嘉璐谈话。赵说,对当前学潮,我在亚行年会上讲话有意喊轻分量,现在不要去讨论运动的性质,说实话,一小撮是谁,我们也不知道。

1155日下午,赵紫阳同志自行决定去参加民盟中央召开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盟员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论,赞成赵在亚行年会讲话等意见。在会议结束时,赵说大家讲得好,谢谢。对会上发表的意见表示肯定。

12 在动乱局势更加恶化,有些报刊的宣传报道出现明显错误倾向的情况下,56日上午,赵紫阳找胡启立、芮杏文谈话,他说,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段时间 的新闻报道,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前段时间控制得严一点,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对游行作了报道,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说,面对国内 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这次学潮反映出一个问题,人民强烈要求改革,担心改革全面停顿。59日,胡启立把赵的讲话整理成要点, 并经赵审定同意,向新闻单位传达。512日,胡启立、苦杏文同志在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的对话会上作了传达。当时,首都新闻单位已有一千多人签名并上街游 行,有的报纸发表了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传达这次谈话,使宣传舆论更加失控。《人民日报》等许多新闻单位对游行、静坐、绝食等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促使声 援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
13421日和52日,赵紫阳同志先后两次找杜润生89同志谈学潮问题。此后,杜润生同志在科学会堂两次召开有10多人参加的会议,谈了赵的意见,讨论了处理学潮的看法和建议。赵对大家的建议很赞成,并要把这次学潮作为解决若干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的契机。

145 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制止动乱小组的汇报,本应讨论如何采取坚次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但赵紫阳却着重谈了许多所谓反腐败的意见。510日政 治局召闭会议,赵在会上通报了58日常委会情况,提出关于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六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并未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

15)在两次会上,几次讨论如何对待非法学生组织问题,赵紫阳同志说,有些地方学生会不能得到多数拥护,可以改选,不要怕改选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 9日和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社会主义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都要提到 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上来。赵紫阳会见了参加座谈会同志并讲了话。他说,这次学生游行闹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512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改革要过市场关民主关》作为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新闻。实际上为动乱提供了理论根据,助长了动乱的升级。

175 16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他就说,在重要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 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次定。这个讲话发表的第二天,游行示威的标语口号就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打倒邓小平拥护 赵紫阳等标语口号,充斥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185 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赵紫阳同志提出要向学生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他反复强 调,4�26社论是有问题的,但须有一个说法,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这个棋是走不下去的。这个局面转不过来,没有出路。

195 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开会议,赵紫阳同志仍然坚持错误意见,常委多数同志坚次反对,认为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 同志坚决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却认为戒严将带来严重后果,表示无法 执行。

20517日下午常委会以后,赵紫阳同志不顾常委会次定,竟然立即提出辞职。他要鲍彤为他起草辞职信,经赵签名后立即发出。当受到杨尚昆同志的批评后,赵于次日又收回了辞职信。

21517日的常委会议,是中央对制止动乱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但是赵紫阳同志会后向鲍彤和秘书张岳琦90说, 下午常委会作了决策,我今天在会上受到尖锐批评,我原来主张对4�26社论的提法松松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评我说,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 大了,我保留了意见。他还对鲍彤说,李鹏同志在会上批评鲍彤有泄密行为。鲍彤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后,立即召开部分人员会议,说有人说他有泄密行为,他 将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审查,表示向大家告别。他向少数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的信息。

225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继续要求改变4�26社论的定性。信中说,学生答应停止绝食的最关键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变4�26社论的定性,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作出这个让步。

23519日凌晨,赵紫阳同志去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就透露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釆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动乱的决策。开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动员赵紫阳同志参加这个大会,但赵拒绝出席,这就暴露了他同党公开闹分裂的主张。

255 19日,人大常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报告请示,鉴于目前的严重局面,建议万里同志中止国外访问,立即回国。521日,胡启立问赵紫阳同志,对人大 常委党组的报告如何答复。当时赵已请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并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鹏同志商量,就个人同意发电报,要万里同志提前回国。

26521日上午,赵紫阳对阎明复同志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

27521日,赵紫阳还对他的秘书李勇同志说,我想还是应该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要鲍彤为他起草一个讲话稿。

28)[编者注:录音遗漏]

29)赵紫阳同志强调,对文艺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经受到赵紫阳的赞赏、重用和包庇,其中严家其91、陈一咨92等人,在这次动乱中成为策划动乱和组织阴谋活动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人就潜逃国外,疯狂地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活动。一贯得到赵信任和重用的鲍彤,在宣布戒严以后,与陈一咨等人一起攻击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以上就是他们经过长期审查以后,认为我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所谓事实和证据。这三十条且不说其中有许多与事实有出入,即使全部是事实,我看也不能根据这三十条作出他们给我的结论。


二、非法幽禁岁月漫长

对我的审查结束后,他们仍然长期对我实行软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在审查期间,把我关在家里整整三年,现在既然宣布审查结束,当然应该基本上恢复我的自 由。在乔石、宋平找我宣布停止审查决定时,我就提出恢复人身自由问题。他们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讲逐步扩大,逐步淡化,实际上就在宣布结束对我审查时, 很快就作出了限制我行动的六条规定。

始他们一方面作了六条规定,另方面,可能是有点心虚吧,怕被外界抓住什么把柄,怕国际上或舆论界曝光,所以一直不公开拿出来,不和我见面,只是让中办警卫 局和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来执行。当然在我这里工作的同志只能按上面的指示办,但又不好说是上面的规定,总是找一些理由和我纠缠。所以有一段我和他们常发生一 些摩擦、矛盾。因为他们这样做没有道理。后来我也看出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而是上面有交待。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规定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让我明 白。比如解除审查后,我就提出冬天去广东休息一段。因为我气管有毛病,北方冬天干燥,咳嗽很厉害,到南方会好一些。但他们说彭定康93正在香港搞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形势非常微妙,去广东不方便94 觉得很可笑!彭定康在香港搞什么是外交的问题,与我到广东有什么关系?他们说你不要去广东,可以到广西、云南、贵州。于是我决定去广西,但临走的时候他们 说,到广西只能到南宁。这就奇怪了,原说可以去广西,现在变成了只能到南宁,事实上我到南宁后,他们千方百计不让我到其他地方去。

从广西回到北京后,想到昌平高尔夫球场打一场球,结果不让去。我问这是哪里规定的?他们也不说,只是说不能去。我把警卫参谋王统海找来,我说我要发一个声 明,声明内容是:今天警卫局阻止我去昌平高尔夫球场打球,甚至连去年12月允许去的顺义球场(也是日本搞的球场)也不让去了。我认为这是警卫局一种越权的 行为,是违反中央精神的。还说什么让我顾全大局,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去年十四大期间,乔石等四位领导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明确表示审查结束应恢复我的自由。 至于行动,我会注意到影响的,中央领导有什么建议,我也会尊重。但限制我自由的任何硬性规定我绝不接受。当时四位领导同志对我的表态没有提出异议。今天我 不知道警卫局根据什么阻止我去打球。今后再有这种阻止行动我绝不接受。我让王统海原原本本向上面转达我的意见。另一次,我要去养蜂夹道95 台球,开始他们不同意,我坚持要去,他们又说司机不能开车,我说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这样闹了一下,他们就答应我去了,但规定每星期只能有两个上午可以 去。我去了两三次,但没有见到任何人,后来搞清楚了,这是他们清了场,不让别的同志来玩,变成了我的专场。为什么要这样?养蜂夹道俱乐部是老干部的俱 乐部,他们就怕我见到那些老朋友、熟人。当然他们也不会幼稚到以为我一见到这些人就会发表煽动言论、组织串联。所谓怕影响就是希望我不要再出现,让人家忘 掉我,让我慢慢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们怕所谓的不稳定影响,似乎一听到我就不稳定了。

为老在这些事情上摩擦,和我打交道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老是劝阻我的活动,又不能说是上面的意见。大约他们觉得,老是这样也不好办,不如把事情说明了好。 因此派中办党委的孟宪中,大概是党委副书记或书记,向我传达中央办公厅几点意见,就是限制我活动的六条规定。其中四条是明确限制性的:

(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记者和外国人。

(二)外出活动要警卫局派随卫人员,可以到郊区公园散步,如要到繁华人多的地方,警卫人员可劝阻。

(三)考虑到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都是外资或合资经营,打球的都是外国人或港澳人士,建议近期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打球,可到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这就是说,我只能到一个地方,即顺义农民办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

(四)如果要到外地去,目前可以安排到内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区。具体方案报中央批准。

由于这是中央限制我个人自由的正式规定,所以我就给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一)6 25日中央办公厅党委副书记孟宪中同志向我宣读了经中央批准限制我行动的几项规定。我才知道自去年我的问题了结以后,仍对我个人行动有诸多限制,是按中 央批准的规定实施的。但我认为这一规定是不符合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的,也是违反党内不准用超出党的纪律和违反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的原 则的(见中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十条)。因此,我要求中央重新考虑撤消这一规定。

(二)规定中不准我近期到外资、合资所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不准我目前到沿海地区行走。我不知道这个近期目前